15万、20万、30万、35万、36万。
20天里,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,飙升到每15秒36万。楼志岳现在的烦恼是,送上门的钱没法收。
楼志岳是浙江卫视营销中心副主任,“现在节目的广告时间已经都排满了,想投放广告的企业太多,我们也没办法安排。”看着办公桌上堆积的排队等候投放广告的20多家企业文案,他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。
一部电视大片——《中国好声音》突然来袭,重新掀起草根娱乐节目狂潮,收视率一反近年来音乐节目持续低迷的景象,首播即高达1.5,第二期更飙升至2.8,即使是重播的1.13,也超越今年所有音乐类节目的首播收视。
“现在《中国好声音》是不管哪一天哪一个时段,都是全国收视率冠军,包括电视剧、综艺节目等。”该节目宣传总监、来自制作方灿星的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。
人红是非多,网络上关于《中国好声音》收入的各种猜测层出不穷。以每期节目22分钟广告,每15秒广告费36万计算,一期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广告费就是3000多万。这笔钱以及数千万冠名费还只是显性收入,在制作方、播出方、导师、选手看来,还有更多隐性的金矿等待他们去发掘。
对赌协议
承诺节目收视率会达到一个点,低于这个点将采用对灿星不利的分成模式,高于这个点,灿星将获得巨大回报
从国外引进节目版权实现本土化运作,成功运作《中国达人秀》的灿星制作有着丰富的经验,但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浙江卫视,与灿星几乎同时看中了源自荷兰的《The Voice》。当灿星积极联系荷兰授权的中国总代理时,浙江卫视也联系到荷兰的版权方。浙江卫视和灿星一拍即合,最终以200万元的版权费拿到了《The Voice》在中国的三年版权。
不管是浙江卫视还是灿星,都对这次他们共同开创的合作模式感到非常满意。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、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制片人程伟将其称为“紧密捆绑式的合作关系”。
“这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,不是简单的制播分离,也不是平台购买,而是一种共同购买版权、共同投资、共同制作、共同招商,共同受益的全新合作模式。”程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。
以前电视台与制作单位的制播分离合作模式,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,电视台牢牢占据强势地位,即电视台根据节目样片一次性购买,估价的标准是可能获得的广告收益。而制作单位为了获得收益则尽量压低制作成本,从而使质量下降,广告达不到预期,最终导致电视台中止合作,成了恶性循环。
对于这种合作模式的弊端,陆伟深有感触:“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很多制作公司都做不下去,转做其他了。”
正是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弱势局面,凭借雄厚的制作团队,灿星制作向浙江卫视提出“对赌协议”,即承诺节目收视率会达到一个点,低于这个点将采用对灿星不利的分成模式,高于这个点,灿星将获得巨大回报。
对于具体的收视率指标和分成比例,陆伟以“商业机密”为由拒绝透露,只说:“毫无疑问,现在我们是全国第一。”
在团队的配比上,双方都调出了最优秀的人员。浙江卫视《我爱记歌词》和《中国梦想秀》的团队大约100人,灿星的《中国达人秀》团队约200人。节目制作是以灿星为主,总导演是灿星的金磊,5个副导演中3个来自灿星的,2个来自浙江卫视的。浙江卫视主要负责技术力量、技术保障部门和招商工作,包括录制、电视车、后期的设备等。
用程伟的话说:“浙江卫视更像是一个操盘手。”
照猫画虎
中外节目制作水平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,就像画画一样,每一个绘画大师刚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,节目制作也一样
把一个国外的节目创意到成功移植到中国,这中间的路并不好走。
在程伟看来,中外节目制作水平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,就像画画一样,每一个绘画大师刚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,节目制作也一样,但关键是适度本土化。
谈到与原版的差异,程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:“总的来说,我们是非常尊重原版的,中国与国外版本的最大差别主要有两点:一个是编排方案,我们中国的版本做10期,国外版本更长,比如14期等等。我们会把盲听阶段的比例放大到6场,对战缩短到2场,Live Show和盛典缩短到一场。这个也是借鉴了在其他国家播出的经验,再加上中国本身的一个收视习惯和情况,最后跟版权方一起讨论作出的决定。二是叙事结构方面,中国百姓可能对于过快的剪辑方式不适应,我们会把故事的剪辑节奏降慢一些,比较符合中国老百姓想了解一个好声音,更想了解选手背后的故事的需求。”
但这只是冰山一角,后端产业链的开发才是成功的关键。
显然,灿星的野心远不止于此,它自身拥有很好的平台和资源,比如全亚洲最著名的音乐平台Channel V和连续举办了16届的《华语音乐榜中榜》,“这些都会给学员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行推广,通过《华语音乐榜中榜》的影响力,它会吸纳到很多专业的歌手、制作人和音乐大师跟我们的学员进行合作,制作一些新的歌曲等。”在高速公路嘈杂的汽笛声中,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:“线上部分主要是和一些网站和数字音乐平台合作,对于导师挑选出来的特别有实力的学员,我们会帮他们制作专门的音乐专辑。”
更有创意的开发是关于线上线下产业的一个设想,陆伟接着说:“线下我们会在全国知名的连锁的演绎酒吧中,举办我们称为V-house的驻场演出,选手们都可以去参加,还有一些小型的歌迷见面会等。此外,我们还有全国的巡演,我们最后一期节目是9月14日播出,21日我们就启动澳门全国巡演第一站。甚至还有海外巡演的计划,包括新加坡、美国等也都在计划当中。”
无薪导师
导师们不拿底薪,只等待业绩暴增之后的高额分红
对于四位明星导师刘欢、那英、杨坤、庾澄庆的酬劳高达2000万的传言,浙江卫视和灿星方面均予以否认。
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:“我们的导师是没有出场费的,没有按场次付酬劳,也没有打包一次性付酬劳。我们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,共同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开发合作,导师们将参与后期的开发分成。”
换句话说,导师们不拿底薪,只等待业绩暴增之后的高额分红。导师们的投入保证了节目的高质量,广告价格不断攀升。另外,参赛选手们的前景更有保障,因为导师们的利益和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,导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培养他们,才能名利双收。后期的产业链开发不仅仅能为选手带来经济利益,更能实现选手的音乐梦想。
有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,就很容易理解导师在场上的全身心地投入,为争抢优秀学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,这也成为节目中的一大亮点。
除了可以预期的分红外,更现实的好处是导师的身价也随着节目的爆红而一路看涨。据说因为参加此活动,导师们的身价至少涨了10倍,杨坤原定的32场演唱会更是不断增加。
另外,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,还有和中国移动(微博)合作展开的彩铃下载业务,即每一位学员在节目中演唱的歌曲都会制作成彩铃,彩铃下载的收入便由中移动、节目组和该选手所属的明星导师按比例分成,有人估测明星导师的此项收入不会低于2000万。
“到现在为止,我们和中移动怎么合作还没定。只是刚刚谈好会推这些学员的铃音包,但对我们来说,这只是一种线上推广方式,能产生多少收入并不是重点。”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。
6000万豪赌
加多宝用6000万获得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冠名权,而当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,节目根本还不存在
今年5月,在杭州举办的《中国梦想秀》盛典上,台上由名嘴周立波主持,台下坐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告客户,而重点则是推介《中国好声音》。正是以这种方式,浙江卫视没有选择在全国各地进行地毯式宣传,而只选取了全国15个重点城市举办推介会,却取得巨大成功。
楼志岳对当时招商的情形记忆犹新,“节目没有在国内录制前,我们先拿国外原版的节目给客户看,在加上我们四个导师早就决定了,有这四个大牌加上我们的节目模式很吸引人,当初就有一大批客户直接投了广告。”
加多宝一直是浙江卫视的老客户,在杭州的推介会上,加多宝方面就有意冠名。经过一个月的协商,加多宝终于拍出巨款拿下冠名权。
谈到与加多宝的合作,楼志岳感慨6000万的冠名费的确不低,但很佩服加多宝团队的执行力和营销能力,“他们押宝成功了,我们没让他们失望。”
楼志岳将吸引加多宝的原因归结为两点:“一是节目的理念和他们的宣传理念比较吻合,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音乐节目,重点突出的是‘正宗好声音’,加多宝的宣传口号是‘正宗好凉茶’。两者的契合度比较大。另外一个就是加多宝方面营销的需要,因为它和广药的竞争,今年在所有卫视都加大了广告投入。”
“节目播出的第三期,广告就涨到36万15秒了。预售的价格是15万15秒,这个价格都算很高的了,因为《中国达人秀》的广告据说才20万15秒。”楼志岳告诉理财周报记者。
根据广电总局的规定,每一个小时的节目允许播出12分钟的广告,90分钟的纯节目可以做22分钟的广告。现在《中国好声音》正好达到22分钟,已经没有空余的广告时间了,但不断要求来投放广告的商业仍然络绎不绝。
这似乎重现了当年超女的疯狂,《中国好声音》似乎有点石成金的魅力,只要与其合作,就会受益增光。假若果真如此,那么未来与其合作的演艺吧、唱片公司、电视台、平面媒体、杂志、网站等等都将有机会分吃这一个香饽饽。